8月15日，直接飞了腾冲，我想看看滇西抗战遗迹。在滇西乃至印缅抗日战场上，安徽人的身影是伟岸的。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同古保卫战与仁安羌救援之战，这是在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的两次战役，是安徽两位将领戴安澜、孙立人指挥的，而终结滇西抗战的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的两位最高指挥官，同样是安徽环巢湖一带的卫立煌和孙立人。当然这里我不想说他们，我想说的是日常生活层面。 

到腾冲，我们住在和顺。还没住下，到机场接我们的“霖晴居”主人苏艺军就问我们，下午还早，你们准备看什么，住在这附近，有艾思奇故居等，还想多看点，顺着故居前面的公路可以走到和顺图书馆，那个馆可是1928年建的，馆名是胡适题写的。没想到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两个影响巨大的哲学家能够在这里会面，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里竟然会有胡适的身影。 

当天下午，我还是先去看了艾思奇故居——路过一座新建的建筑，朝路的一整面墙上，画的就是和顺图书馆俯瞰图，赫然突出的仍是胡适题写的“和顺图书馆”五个字。和顺图书馆我是第二天下午去的。它依山而建，层层递高，门楼是中国传统木结构斗拱飞檐式建筑，二门是一道砖墙，靠左手的大门门头呈券式，胡适题写的馆名就挂在那儿。一看，很明显的胡适之体，以我对胡适字体的熟悉，这五个字写得极其认真慎重，没有一笔不妥帖，显得相当的俊朗、洒脱与雅致。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适先生对当时这个边陲地区建立这样一个普及文化的图书馆的赞许与欣喜。 

我突然想到，胡适先生什么时候又怎么会替和顺图书馆题写馆名呢？图书馆当年的阅览室，仍然摆放着种种书报供读者阅读。在那儿，我看到了图书馆工作人员。我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一位叫李宗贵的馆员对我说，是1938年图书馆成立十周年时请他题写的。我一听，不对啊。1937年9月开始，胡适先生已经到美国进行战时外交去了，不在国内，而且那么忙，谁能找到他？即使写了，带回来也相当困难啊。我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李说，反正这么多年都说的是这个年份，至于你提的这个问题真无法回答。他还说，那年图书馆出版了纪念刊有记载。我随即问，那个纪念刊现在还有吗？有，但老版本能不能看，恐怕要领导同意。 

当天晚上，我找人找到了现任馆长寸宇的电话，说明意图。他说行，但必须在馆内看。约好第三天上午，我去了。没想到前段时间出了复印本，这样翻起来更放心些。可厚厚一大本，又都是繁体字，从何看起啊。一位叫寸云广的馆员说，他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试图从这本纪念刊中找到答案，但他记得，翻遍了整个刊物，中间只有一句话：胡适题写了馆名，其余什么也没有。我说出我的疑问，他说按你说的，应该是胡适先生出国前题写的。我说这样吧，我回去帮你们细细翻书，或者能够找到答案。 

回到昆明，当然要去看西南联大。十几年前去过。今年初，总书记视察了西南联大旧址，纪念设施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面当然有安徽人的身影，比如刘文典、江泽涵、杨振宁等人。但我还是想回到日常生活层面。出云南师大，走过翠湖，竟然还有一条老街，当年的文明街。街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基本上都是吃的玩的。嗨，居然于其中夹着一爿书店，“东方书店”，老匾，老派字迹。这条街上的房租应该不便宜，一爿书店能够在其中支撑下来应该不容易，特别是在当下网络冲击情况下。除了经营者的经营谋略外，恐怕也与一座城市文化底蕴培养出来的阅读“厚度”与“韧性”有关。 

忍不住进去瞅瞅。从进门开始的墙上，包括楼梯一边的墙，都一格格码满了书。基本上都是人文类的书。二楼三间，有外文版与老版书。散落着几张书桌，让读者就着一杯茶或一杯咖啡，慢慢品书。似乎是西南联大学生用一个烧饼或一杯茶泡一天的样子。收银台就在门口，此时正进一本书，是云南省档案馆编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讲演录》，薄薄一本，24元。此书难得又好携带，立即买了一本。看老板是一个小伙子，叫李国豪，不禁夸赞他开这样一个书店了不起。他说这个书店从1926年就开起了，西南联大时期，无论是教授们还是学生们都喜欢到这儿来买书读书，总不能让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书店从此消失吧。同时多举办一些阅读活动，多进一些高品质的读物，读者总还是有的吧。我对这个书店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来后，既然对和顺有个诺言，便开始从胡适先生的书中找那个题名的来由。似乎在某个地方有，可那个地方仍然没有。我坚信，终有一天，会在某个地方遇见。但也就在这个找的过程中，我却发现了安徽人与东方书店的关联。它是亚东图书馆的销售点。亚东图书馆前身是芜湖科学图书社，1903年由绩溪人汪孟邹创办，后来以支持出版新文化运动书刊并标点出版中国古典白话小说而闻名。抗战爆发后，据后来主持该馆的汪原放回忆，“亚东自然也不能不努力挣扎，1939年只有派同事先到金华、再到广州、昆明去设办事处。和我们有联系的有亚光舆地社、东方书店”，“昆明的生意更不差，于是常有汇款来，又时常有挂号信和添单，又时有电报来往了”。他1940年3月中旬的日记，更有三天是在说昆明此时对亚东的影响，“金华、昆明两个办事处成立以后，亚东已有起死回生之望”，“营业上已经大有进展”，“大家只望在路上的货早日到昆，这里的货又可以运得出去”。汪孟邹后来更直接说明，“我们在昆明做了三年生意，才把店又维持住了。”汪原放1960年代写回忆录时，对昆明销售亚东图书的书店作了汇总：“宝训书局、广益书报社、文化书局，东方书店”，其重点则是东方书店。如果说昆明对抗战时困守孤岛的亚东有起死回生之功的话，根据他所列的书店来说，东方书店应该是首功。当时重点销售的是“亚东重印、只打版税的标点本”。 

如此说来，通过这些版本的销售，亚东和东方对昆明乃至云南的白话文、标点的普及运用，乃至现代文化的普及认同，又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方对亚东的支撑，实际上是战时大后方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东方书店，有此段历史，不亦光荣乎！